AnYi 安亦

和朋友口嗨写着玩的。不知道会写多长。后续就在这里更新。

行行重行行

1.

陪诊的时候，女儿九英提起来：叔公是哪一年来的英国？愣怔。原来一晃也两年有余了。

九英是第一回来陪诊，原是他们的学校的音乐会因故取消了，这一天闲来无事，便从她妈妈家溜到我这里。她已经十六岁，正是和母亲水火不容的年纪，反而与我这个并不算称职的父亲走得亲近了。正赶上小叔要复诊，我们便一道上了车。

一路上九英和小叔都在谈天。说来也怪，全家都疏远的小叔偏偏和九英相处不错，尽管九英的汉语其实不太跟得上英语，小叔又是那样寡言的人。我偶尔听几句，九英叽里呱啦输出的也不过是十几岁小孩的青春烦恼，但她天生心比人宽几分，也不曾真就将那些当作苦闷，只不过寻一个由头说话罢了。小叔回答几句，也都是淡淡地，不知道听进去几分。下车的时候九英还主动搀了一把小叔，她可能像很多人一样，把小叔的恍惚错认为身体的虚弱。小叔实则还硬朗，看着也不像半百老人，甚至面相也比我差不了多少，乍一看我们倒像是一辈人似的。

头一回来这诊所的时候，Jennie医生就称赞过小叔保养得年轻，看起来最多四十，小叔硬硬地吐出一句Thank you，脸上并不是很高兴。不过那时小叔状态很不好，大半年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等候室里，小叔问九英待会儿要不要一起进去，九英摇摇头说不用，“我不要知道你的intimate privacy”，小叔浅浅笑了笑，说了声好。九英便转头来看我。我跟九英解释说，爸爸陪叔公进去不是为了探究叔公的隐私，而是叔公年纪大了，病得很厉害，异国他乡的，总需要一个有监护能力的亲属在旁边陪听，这样就算有什么交流上的疏漏，也可以帮衬一把。

“可是叔公的英文也很好啊。”九英有些不解。

小叔不语。我也叹息。九英跟着她妈妈居多，对小叔的病未曾了解过全貌。小叔向来偏爱九英，估计也不愿让她见到自己难堪的一面。小叔的诊疗我并非次次陪听，有些细节估计也只有他自己和医生知晓。小叔在国内的时候教高中语文，但英文一直没落下，虽然有点生硬，和医生交流是不成问题的——在他清醒的时候。

数月不见，Jennie医生似乎换了发型，看起来更严肃了。我们之前查过她的资料，是南英格兰人，说起话来低沉肃穆，没有本地人那番厚重的、带着上扬尾音的Geordie口音，也不像本地人一口一个甜心亲爱的小乖乖，仿佛就真心和你熟稔起来一般。旁边圆脸蓝眼睛的男助理我一开始没认出来，一开口我才记起这是最早记录小叔病情的社工Hamish。除了堪忧的发际线是一个能共情的话题，他从面相到气质都注定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更别提小叔。果然，小叔的神色又疏离了几分，我记得他原先就不太喜欢这位社工。

例行的英式寒暄开始。英国人爱问Are you all right? 但此all right非真心关怀，只能作“吃了吗”“哪儿去呀”类比，回答真实的状态是可笑乃至冒犯的。可在诊所里问出，便有了双重意义，病人的身份赋予了回答“我不好”的权利。

小叔像李雷和韩梅梅一样回应，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不知是放弃了这样的权利，还是干脆想搪塞过去。

Jennie显然也熟知这一环节形式大于内容，切入了正题开始问小叔的近况。前阵子我和前妻商量后，终于将我们原先的房子卖了出去，暂时搬到了一所两居室的公寓，小叔就住在客房。之前医生嘱咐过，像小叔这样的病人，突然改变环境有可能加剧病情，但我看小叔搬了家后反倒平静了些，整宿整宿不睡觉的情况也少了。新房子离九英他们学校近，九英来得更多了。小叔开始戒烟戒酒，也不知是否因为九英抱怨过家里的烟味。Jennie又问小叔闲暇时间都在做什么，他说photography，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她看相册。

“Whitley Bay in July, it is so pretty.” 七月份的惠特利湾，很漂亮。我听见小叔一字一顿道：“My niece, no, great-niece, and my nephew, we all went to the seaside. To watch the sea.” 我的侄女，不，侄孙女，还有我的侄子，我们一起去了海边，去看海。

“很好，很好，”Jennie点头，眯起眼睛在身前的电脑上噼里啪啦敲字，社工Hamish在一旁记笔记。在医生敲字的间隙，他睁圆了蓝眼睛整理出一片可掬的笑容，贴在下半张脸上：“你在中国居住的城市有漂亮的海滩吗？”

“I’ve lived in many cities in China.” 我在中国居住过很多城市。小叔说，“There is no sea in Harbin. We only have lots and lots of cold. Beijing…Beijing, there is the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and man-made lakes. A lot of places, we call them sea, but there is no real natural sea. The sea in Beijing is people.” 哈尔滨是没有海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寒冷。北京……北京，多的是人山，人海，人工湖，很多被我们叫做海的地方，但是没有天然的、真正的海。北京的海是人。

“很有趣的比喻。”Jennie说，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回了小叔身上。

“Yes, there are lots and lots of people in Beijing.” 是啊，北京有很多很多的人。小叔点头，我觉得他是想要对Jennie微微笑那么一下的，但或许笑容还没来得及爬到嘴角就失了力气。这是他又要跑神的前兆，我已经很熟悉了——果然，小叔的眼神飘忽起来，这回真真切切地笑了：“你别说，还真跟这狗尾巴花似的一开一大茬。”

小叔在北京待了二十年，乡音和京腔已经混在了一起，那是一种和他单调的英文迥异的声音，好像每一个擦音都是一声无奈的、苍凉的叹息。

Jennie礼貌地提醒：“对不起，你说什么？”

小叔很快回过神来，换回英文笑道：“I just saw his ghost again.” 我又看见他的鬼魂了。

2.

小叔撞鬼，最早是母亲在闲谈中告诉我的，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九英还是小孩子，我和她妈妈彼时依然算得上情笃，或者至少我那么相信了。依稀记得那时候我刚在泰恩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举家从我读博后的学校搬迁到英格兰东北。花了很久去适应的南部文化在此地部分失灵，又要重新卷起舌头，收拾起心情来融入这片看起来比雾都热情数倍、实则依然矜持自敛的土地。

其实在大学里讲课倒无谓融入不融入，毕竟学生中肯费心听讲的人也不占多数，教室之外也不会再有多少交集。远在国内的父母倒是得意非常，有了个在英国当大学讲师的儿子，在他们眼里是值得向整个小区的街坊邻居夸耀的，尤其这个儿子在该结婚的时候结了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了孩子，并且没有作出娶个洋媳妇这样惊骇之举。

小杨与我同年来英，却并不像我，须要依托象牙塔的庇护才得以生存。相识那年，我刚开始博士一年级的课业，她则来读一年制的商科硕士。我规行矩步地读完了本科和硕士的课程，依然操着一口应试教育烙下的呆板英语，而她则是辞掉了外企的工作只身求学，初来乍到就仿佛已经在这里待过半辈子一样自如。一年后她就如愿进了咨询公司，拿到了当时对华人来说比登天还难拿的工作签证。有时候我难免会想，这或许才是她和我结婚的底气。博士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英国注册结婚，那时我的funding迟迟批不下来，而她已经升为部门经理。外人与家人都议论纷纷，我知晓，至少岳母一直为女儿没能嫁个拿英国或欧盟护照的洋人扼腕。九英出生时，她又因没能得一个漂亮的混血外孙女而郁闷。小杨对此嗤之以鼻，亲生母亲当着我们面作此言论，她竟然也能像流水拂缎，抖落抖落便任之滑落到地上，随着尘土消散而去。她爱我，也爱九英，于是这份爱本身仿佛就能将我们三人置身她自然生发的庇护笼罩之下，应对一切现实可能抛出的刀枪棍棒都游刃有余。尽管后来我才明白，那样的爱得之不易，却也弃之即忘，因为那样坚定的心绪只属于她自己，旁人无法掠夺也无法索取，只能接受她的赠予，直到她坚定离开的决心。

那时候，至少在泰恩河畔的小屋里，幸福是长过浮光掠影的。除了离家太远，我俨然成为了中国父母心中出息儿女的典范，并且我在父母身上看到了一种与他们的年龄与经历都不相称的天真——即使经历了近代史的种种，他们依然相信着，儿子这样家庭和事业的双丰收，既然得偿所愿，这光景就再也不会改变了。距离和回忆让我在他们的叙事里成了家和万事兴的代表核心，小家和睦美满的光，大可以遮蔽大家的龃龉和裂痕。

属于我父亲的那个大家里，小叔便是那道裂痕。

所谓裂痕，总要先有个完好的全貌，才有崩坏的根基。自始至终的颓圮只叫荒凉，并不引人注目，而琼楼玉宇轰然坍塌，方叫人心痛感怀。

小叔是二爷爷的独子，父亲的堂弟。二爷爷老来得子，小叔只比我年长八岁。小时候每每从江东回老家，我都爱跟在小叔后面跑。中学时代的小叔很瘦，瘦得像猴，也像猴一样鬼精。那细长的眼尾闪着狡黠的光，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总在折腾着什么恶作剧的新玩法——但因为他会念书，在大人面前又乖，大人的眼睛便不会主动去看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六岁的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亲眼看着他将同学推进松花江里，而后自己也跳了下去。我一个人在岸边呆木了很久，才看见江边翻滚的白浪里浮起两个人头，挣扎几下才一起攀附着爬上岸来——所谓无知无畏，我只觉好玩，全然不知刚刚见证了何等危险，也不知道要后怕。小叔的同伴拍着胸口，连声道：“你整啥啊，吓死人了！”而后将臂膀绕在了小叔的脖子上，作势要勒他，但面上却是带着笑的。而小叔忙着用手擦掉额前头发淋在脸上的水迹，松松垮垮往后一靠，说了一句脏话，两人齐齐笑起来，同伴指着我说，别带坏小孩啊，殊不知我心里实则满盈着钦羡，因为在我稚嫩的审视下，所见是一种大孩子乃至大人才有的亲密。

我记得那天回家前，小叔和那个同学挥别，对方问：“明天还来不？”

小叔说了什么我不记得，很长一串话，夹杂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词汇。小叔跟我说，你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孩子，我们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喝进去的水不一样，吐出来的语言也就不一样。我便好奇，提出也像他们一样下到江里尝一尝松花江的味道，满以为再上岸就也能讲一口松花江畔的方言了。小叔这时才黑了脸，怎么也不同意，伸手一捞，扛麻袋一样将我扛了回去。

再见到小叔时，他已经是个高中生了。依然又黑又瘦，一阵风就能刮倒似的，但力气却大得惊人，能一只手抱起八十斤的我。即使是暑假，他也穿着宽大的校服，捧着一本《今天》，嘴里常常念叨着诗句，那模样已然褪去了先前的猴里猴气，真正像个温润的少年学者了。当然，待我再长大一些，才能明白那样的气质是小叔有意培养，一半出于对文艺真心的喜爱，另一半却是牵动着少年人过分繁复又过度单纯的心绪的。

小叔还是带我去江边，有时会叫上同学一起游泳。从初中到高中，同伴理所当然换了一波，最常来的一位姓陈，小叔管他叫陈儿，我叫他小陈哥。小陈哥对这样的辈分安排不满，但小叔笑得像猫偷成了鱼，有事没事就以此打趣。我看得出，小陈哥并不真的生气。他们很亲近，比我印象中那个给推进江里的同学要亲近得多，可能因为小叔已经成熟许多，不再像原先那么喜欢恶作剧了。小陈哥身量很高，肩宽腿长，下了水跟人鱼似的，在江面上一浮一沉，恍若水中才是故乡。小叔问我：“我跟陈儿哪个游得好？”我必然回答：“小陈哥好，你游得像青蛙，人家像美人鱼。”

小叔不仅不生气，倒是喜滋滋的，挂在小陈哥的肩膀上说，这小屁孩眼光倒是独到。小陈哥也笑，他脾气是很好的，还会来摸我的头。

那时起我又发现了一条小叔的优点：他好像没有什么竞争的观念，对比自己强的人，总是心怀欣赏的态度。

当然小叔的优点多到列不完——至少在当时，在父亲那一辈的亲戚里，小叔是最出色的一位。平日里隔着几千公里，二爷爷都要写信来说小叔最近的成绩，因此千里之外的我，也知道小叔考上了哈三中，成绩相当不错，并且已经开始在本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1983年，小叔考去了北京读大学。尽管北京和哈尔滨离我们居住的城市都相隔甚远，但北京是常常在课本上看见、广播里听见的城市，在我心里总好像更近似的。小叔去了北京读大学，在我心里就变成了天安门、故宫、天坛等地标古迹的一部分，那个现代又古老的城市流淌着历史，而小叔就是其中的一粒沙。我不知道小叔在北京喝的是什么水，只知道我们再一次相聚，他已经摒弃了松花江的语言，改了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这回不是我随父母回老家去，而是他暑期来江南一带采风，顺道路过这里。

小叔长高了，也结实了些，但整个人依然是清瘦的，口袋背包里揣着的换成了朦胧诗选，也有海子，还有盗版的马尔克斯。跟着小叔并肩出现在我家门口的是一位高大挺拔的青年，不跟他说话时感觉迷迷瞪瞪的，但一旦交谈起来，目光雪亮犹如探照灯。小叔介绍说是他同校的师兄，学地质的。我当时刚开始沉迷武侠，好奇中文系和地质系怎么能分到同一个门派，还想象了一出光怪陆离的校园江湖纷争，结果后来得知他们那片的大学都称师兄弟姐妹，顿感无聊，对这个师兄也失去了兴趣。

小叔和师兄在我家住了两天，家里其实没有多大地方，他们是在客厅打的地铺。

我问小叔，小陈哥呢？怎么没一起来？你们不是最好的么？小叔笑得我看不明白，但他还是颇有耐心地跟我解释道：“有时候，你认识这个人吧，它不是奔着一辈子去的，不是说咱俩现在好，就得发誓说七老八十了还得像现在这么着。只要是，你跟他讲了真心，他也跟你讲了真心，那这一段就算值了，聚聚散散的，都很正常。人一辈子要认识那么多人，哪能个个都跟你好到底呢？散了，不见面了，也不是说就有恨，慢慢就有新的人来填补了。你也一样，他也一样。都一样。”

见我似懂非懂，小叔又笑了：“算了，怎么都跟你说些呢？你小陈哥在沈阳呢，过得挺好。不用惦记他。”

不知怎地，他又加了一句：“以后要是哪天，你在家里也见不着我了，也不用惦记我。”

我不知道二十岁的小叔信不信命。但如今看来，他说出这番话时，或许已经感知到了时光的洪流终将分涌上前，将我们一个个拍碎再卷入无法预料的洪波。那是我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小叔，他和那个地质系的余师兄一起背包踏入了江南的烟雨，自此杳无行迹。

二爷爷不再来信了。连小叔的名字似乎都称了禁语。

直到新世纪到来又变为常规，我渐渐被捧上整个家族的光环中心，母亲才轻描淡写地提过一句：“……可不是一个人过容易出问题么，你小叔，你还记得吧？他呀，疯了个嗐！”

TBC